在商事法律实践中，“抓法人还是实际控制人”常成为司法与执法机关面临的现实难题。这一抉择不仅关乎个案正义的实现，更触及公司独立人格制度、刺破公司面纱规则以及刑事责任分配等深层法律原理的平衡。
法人作为依法设立的独立民事主体，以其全部财产对外承担责任，是现代公司制度的基石。当企业发生违法行为时，首先追究法人责任具有程序正当性与效率性。它符合商事外观主义，便于快速确定责任主体，保障交易相对人的合理信赖。尤其在行政处罚、合同违约等领域，以法人作为责任承担者往往是直接且有效的路径。机械地仅追究法人责任，可能导致实质不公。若违法行为系由隐藏于法人背后的实际控制人操纵，其利用公司外壳谋取私利、转移风险，则单纯处罚法人无异于“隔靴搔痒”，甚至可能损害无辜股东与员工的利益，使真正的违法者逍遥法外。
实际控制人，指虽不具股东身份或名义职务，但能通过投资关系、协议或其他安排实际支配公司行为的主体。对其追责的法理基础在于“禁止权利滥用”与“实质重于形式”原则。当实际控制人滥用法人独立地位，以公司为工具实施欺诈、逃避债务或从事严重违法行为时，司法实践便需“刺破公司面纱”，穿透至背后的实际操控者。我国《公司法》及相关司法解释已构建起追究实际控制人责任的框架，在证券欺诈、环境污染、安全生产等重大领域，法律更是明确规定了实际控制人与法人可能承担的连带责任。此举旨在打击规避行为，提升法律威慑的精准度。
过度强调追究实际控制人亦存在风险。其一，可能动摇公司法人格独立这一基本制度，影响商业活动的可预期性。其二，在实际控制人的认定上存在举证困难，需要综合审查资金流向、决策记录、人员任免等证据，司法成本较高。其三，可能引发责任泛化，挫伤企业家的正常经营积极性。
理性的法律适用绝非在“法人”与“实际控制人”之间做非此即彼的选择，而应进行动态、精细的司法权衡。执法与司法机构应遵循“行为识别”与“过错追溯”相结合的原则：首先确认违法行为的存在及其性质；继而分析该行为是法人的集体意志体现，还是实际控制人的个人操控结果；最后根据过错程度、因果关系及损害后果，合理分配责任。对于一般经营性违规，可以法人责任为主；对于恶意掏空公司、实施金融犯罪、危害公共安全等主观恶性大、社会危害严重的行为，则必须矛头直指实际控制人，实现“精准打击”。
综上，法人责任与实际控制人追责并非对立命题，而是法律工具箱中相辅相成的两种手段。健全的法治生态要求我们既维护公司制度的稳定性，又具备穿透表象洞察实质的能力，最终目的是让每一位责任者为其行为付出相应代价，从而筑牢市场经济公平竞争的法治防线。
